報導 / 毛雅芬

《帶我去遠方》是女導演傅天余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作品,講述一對表兄妹,阿賢與阿桂,在台灣南部的小濱海村落成長的故事。阿桂的母親離家,父親因思念母親經常喝酒,但生活有阿嬤照顧,又與表哥、堂姊親近,自小活潑且古靈精怪;她的麻煩是,她無法像其他小孩那樣辨識顏色,所以一天天長大,她的夢想是到遠地小島找朋友,據說島上的人都和她有一樣的麻煩。阿賢喜歡讀書,能說法文,也會說英文,他是阿桂最好的朋友,夢想是和男友一起,旅行到遠方,過不同於此地的生活。阿賢與阿桂各自經歷不同的困難,雖然都嚮往遠方,卻走入全然不同的未來……。

《帶》片情節單純,然處處充滿可親、可愛的細膩巧思,小至人物的造型、穿著,大至場景擇選與佈置,點點串接成清爽如微風的視覺體驗;劇中主角對遠方的憧憬和對現下的牽掛,微妙織合親情的溫馨、愛情的煩惱及成長的苦澀與懵懂,關懷看似私密、個人,卻不時浮現關乎文化認同的精巧隱喻,適合輕盈品味,亦有雋永思想。

傅天余曾出版散文集及短篇小說集、為公共電視拍攝《偵探物語》等電視電影,並以《你在看我嗎》獲金鐘獎最佳編劇。本週頭條專訪傅導演,談《帶我去遠方》如何成形,及其中牽動的種種思考、含意。

《帶我去遠方》稍早於二○○九台北電影節放映,您曾在某場映後座談提及,影片中,男主角阿賢是同志、女主角阿桂是色盲的設定,是在突顯角色的個別差異,並透過兩人對彼此差異的分享和了解,構建出相互陪伴的親密聯繫。我很好奇,為甚麼選擇色盲與同性戀作為差異的內容?

傅天余:這關係到故事的緣由。我認識一個畢業於高雄女中和政大經濟系的女生,對電影非常感興趣。四、五年前,《帶我去遠方》這部影片的監製吳念真導演擔任高雄電影節主席,和易智言、侯孝賢、張昌彥一起,在電影節的期間帶領一個劇本寫作研習營,最後舉辦競賽,那個女孩得了第一名。之後吳導就把那女生的作品給我看,我看了很喜歡。後來拍攝公共電視人生劇展,那女生跟我聯繫上,說她對影像工作很有興趣,希望有機會參與工作,於是我請她來擔任場記,此後她寫了東西會請我幫忙看看。有一天她請我看一個劇本,題名《阿桂的彩虹》,裡頭很單純地寫一個色盲女生的故事,女生看了一本書,書上說有個色盲島,女生便開始存錢,準備去色盲島……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,但我看完之後,當晚睡不著覺。那大約是三、四年前,我已經拍過幾次人生劇展,然心裡最希望的還是拍電影,所以醞釀找一個題材去拍電影,原來想改編自己寫的小說,可是看了《阿桂的彩虹》之後,便忘不了這個色盲女生——黑黑的,在高雄的陽光下生活。我覺得她是個給我非常強烈感覺的人物。我開始想,這女生會遭遇什麼事情呢?想出一大堆東西,覺得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電影題材。起初我不明白為什麼,後來慢慢理解了,它給我許多延伸故事的可能性,色盲這個元素在影像上亦充滿可能性。我自己開始發展更多細節之後,便跟我認識的年輕女生說,我想買下她的故事。

回到你的問題。這個故事的發展,並非我先希望寫一個女孩的成長,再將色盲這個特質添加給她,反像我在路上遇見一個名叫阿桂的女生,所有故事來自於他。至於阿賢這個角色與同志情節,才是後來為創作加上去的。我一直發展著阿桂的故事,發現它有一點單薄,色盲成為故事最重要的核心,阿桂為此受盡挫折。我記得有一版劇本寫阿桂念美容美髮科,有一天,學校做健康檢查,她很害怕,半夜翻進學校保健室把測試色盲的圖本偷出來,叫其他人幫忙辨圖之後將答案死背起來,上學途中還在渡輪上默背色本。然後我想,色盲作為一種疾病,若要藉此發展勵志故事,似乎還不夠份量,劇本可以含納很多生活細節,但不會有清晰的故事線,方向恐怕需要調整。我想處理色盲女孩在世上感受到寂寞,所以想去色盲島,但一直還沒有觸探到寂寞的內容,除了色盲這個特質與人不同,所以感到寂寞,似乎還缺乏一個具體的事件;到這裡,我想劇本裡需要另一個角色,應該有一個人作為阿桂失落的來源,也了解她的秘密,所以就發展了阿賢這個角色。

最初的想法很單純,就是覺得需要有個人作為她喜歡的男生、讓她感覺失落,因為青春期的女生常有感情上的問題,做為她與世界格格不入,或是失落的來源。我開始添加新角色,是個單純的男生,而且在阿桂身邊、是可以經常看見的人;那個男生唸很多書、可以理解她的秘密、她的失落。最初設定那男孩是異性戀,寫下去發現他的存在非常功能性,僅只作為阿桂反射情緒的對象,沒有屬於他自己的特質。我想給這男生一個personality,讓他有自己的故事,依原來設計的性格寫下來,同性戀很快成為一個選項。我嘗試過兩個方向,第一個版本寫男孩是個混血兒,因為高雄是個海港,可能常有他國船員來台,跟台灣女生生下混血兒;後來我們一路籌拍,劇本一路修改,我覺得在選角方面,混血兒角色會有一些限制,以混血兒做主題也顯得相對沉重,另外,選擇塑造一個混血兒,是想讓阿桂跟這男生有些共同點,有些什麼地方和人家不一樣,後來發現不對,混血兒呈現外表上的差異,阿桂的色盲卻是屬於自己的秘密。把混血兒改換成同志之後,故事忽然變得很順暢,可以把兩個人聯繫起來。你說的角色獨特性就是這樣分別發展出來的。

故事又為什麼以高雄為背景呢?

傅天余:我初看這個故事,直覺背景一定不在台北市,也覺得阿桂較屬社會底層,不是台北中產階級的小孩;我認為阿桂是生長在一個很粗糙的環境的,ㄧ個粗線條的人。這故事蘊藏一個細膩的戲劇張力,在於阿桂看起來是個線條很粗的女生,卻有一種細微的情感,而她身邊的人,個個都是大剌剌的、沒唸什麼書,情感卻很真摯、直接的。如果把這故事置放在都會區,讓阿桂的父母都是高級知識份子,情況便完全不同了。

我想像阿桂絕不會是白白的、彈鋼琴的小女生,應該在大地上奔跑、很活潑,有一雙好看的眼睛,彷彿總在注視什麼、觀察很多很多東西;她想很多事情,但不是中產階級或知識份子式的思想,反是一種直接的感受;她周遭的環境該是線條紊亂、很台灣,而且陽光強烈的,其中每個人穿的衣服都色彩鮮豔,感情直接卻真誠。這是我的第一印象。

我的第二個直覺是阿桂的環境該有海,通向對遠方、對外界的想像,在這樣的考量下,這部電影一定得在台灣南部拍攝。選在高雄有很多實際的原因,吳導在高雄拍過廣告,他建議我去紅毛港看一看,說是侯導拍《最好時光》中撞球間的地方,我覺得那地方很有味道,打算整部電影都在那裡拍。但那時紅毛港已準備拆遷,每次去勘景都看到人慢慢離開,然後是拆除工程;駐地拍攝的理想沒有辦法實現,我只好把景拆散,主要的場景在高雄,但阿桂家卻在北縣。我希望阿桂家開門就能看到海,他的房間也要有海景,因為我想過一個畫面,是阿桂半夜背著背包站在窗前看窗外;這是個很具體的條件,於是為了找阿桂家,我帶一張台灣地圖,從北到南ㄧ路開車,沿著西部海岸線找,最後在貢寮找到了我覺得很完美的房子。

時空的精確性與寫實性,之於這部影片重不重要?

傅天余:我拍的當然是當代的故事,但在環境上,我想盡量模糊它。我曾想過要不要明確點出故事背景在高雄,後來阿賢明顯穿了雄中的制服,等於間接交代了背景,但我想下次再拍電影,我會盡量模糊空間定義,只要觀眾大略知道背景是台灣某個濱海小漁港就行了。

我自己看台灣電影的時候,常覺地域特性太強烈了,一旦設定背景在某個地方,就連帶出一種印象,觀眾會相信那地方該是某種模樣,作為觀眾,這對我來說是種干擾,而我不希望給人同樣的干擾。再者,高雄並非我非常熟悉的環境,我在電影裡模塑的家庭,並不出自我的生活,我沒有百分百的把握。拍攝過程中,攝影師、美術等工作人員與我有很多討論,他們會根據現實經驗判斷哪些細節是對的、哪些是不對的;然而我覺得,百分百寫實並不總是導演最在意的事情。電影中阿桂房間的場景寫實嗎?那是搭建出來的房間。我們找到的房子位置很完美,但阿桂房間的位置不如理想,因為開場鏡頭需要一扇夠大的窗戶,唯一的方法就是搭建。我記得設計那房間的時候,有人說,這樣的房間結構不太是一般台灣房間會有的,但我另有戲劇效果的考量。

影片中的環境是我自己重組起來的,因為劇中人講台灣話,所以背景在台灣,但我希望盡量不給出明確的地域提示、甚至刻意地模糊它。後來我慢慢發現,我想在影片中建立的,是一個日本鄉下漁港的景象,它跟很多台灣漁港的面貌不太一樣,是我以我希望看見的元素拼裝出來的、印象中的氛圍,是一個創造出來的環境。

這部影片約略予人「時空交錯」的印象,就細節來說,兩位年輕主角的生活方式和個人空間(比方兩人的房間佈置),帶有「全球化」質素,其中阿賢閱讀大量外文書也許最為明顯;但同時,兩人周邊的人物(比方阿桂的阿嬤、伯伯、爸爸和姑姑)與其生活、語言,卻又構建出強烈的「在地」、「鄉土」印象。請問您對類似佈局的思考?

傅天余:我自己是台中人,從小在台北念書,一直有個不舒服的感覺,覺得台灣戲劇只有兩類,一種很都市、很知識份子,一旦講到鄉土,印象就只熱情可愛的小人物,他們素樸有活力,似乎不會有台北人對生命的感慨。但我自己是台中孩子,爸媽都是粗魯的人,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,還是有很細緻的感受,就像阿賢,雖然生活在鄉下的環境,卻有最細微的感受。

我曾經做過一個小小的研究,發現許多偉大的藝術家,都出身小鎮,從小喜歡聽來自遠方的各種事情,激發他們想去遠方、想成就什麼的慾望;長大之後,他們通常走得很遠,跟土地的連結卻又很深。我不覺得只有台北小孩能夠理解馬奎斯的小說,資源稀少的地方,人的感受力愈強愈直接,會更努力去抓取和慾望,阿賢和阿桂都是這樣。即便阿桂的爸爸,他像流浪漢一樣,是很粗糙的一個人、是個酒鬼,在他和女兒之間,仍有一種親膩的關係。我不能接受台灣戲劇描寫這樣的父親,就只呈現負面的形象,父女間的親密關係不應只存在有知識的人裡面,它是人類共通的情感。
與此相關的問題是,阿桂和阿賢分別以不同的方式、因為不同的理由嚮往遠方,但在電影裡,他們非但從來沒有離開過「家」,甚至一直和家及家所在的在地社群保有非常親密的聯繫;您怎麼思考「家」這個與「遠方」相對的主題?

傅天余:阿桂家裡盈滿拼拼湊湊的幸福。她是幸福的孩子,雖然沒有媽媽,但並沒有變成一個可憐的小孩,阿嬤、爸爸、表哥、堂姊、姑姑等一大群親戚都對她很好。這設定同樣來自一種不滿:很多戲劇對單親或結構有破損家庭的呈現,都是可憐化,彷彿這樣的家庭一定會生產出很不快樂的小孩;我自己卻不這麼覺得。破損的家庭或許會給人某些傷害和失落,生命帶有些許缺憾,但仍可以養育幸福的小孩。我的劇本設定阿桂爸爸是清道夫,阿嬤也喜歡撿東西,美術黃文英老師於是提供一個概念,我覺得非常非常好,就是阿桂家因為爸爸和阿嬤,傢俱一定不是成套、成組的,因為是撿來的,他們家必定充滿各種奇怪的顏色、奇怪的物件,會做很創意、很詩意的重組和回收,拼湊出一種繽紛。而阿桂在這樣的家裡擁有非常多的愛,她的家庭讓她很快樂。

我希望觀眾對阿桂這個角色產生一種「我好像知道妳的秘密」的感覺;秘密應是一種外表看來OK,但你知道暗處另有東西的狀態,若阿桂在外表上極致地可憐,是個沒有媽媽的孩子,阿嬤又兇,爸爸又是酒鬼,那我便沒有辦法寫下去。我想從一般認知的殘缺中創造出美感,不論結果是戲劇上或是美術上的美感。

阿賢也有類似的情況:他沒有爸爸、跟著媽媽,但家庭也蠻好的。我原來設定阿賢爸爸是醫生,覺得像他那樣的小朋友,家裡應是蠻好的,應該出身爸爸是醫生或律師的家庭;可是漸漸覺得這樣的設計好無趣。後來我在一處菜市場看到一家糖果店,覺得那就該是阿賢的家。那糖果店很妙,在高雄左營,是一家營運了五、六十年的商店,曾是高雄市最大的糖果批發商;雖然店面看來很舊,店家其實很富有,開著店是為了跟鄰居、老朋友聊聊天。一般看劇本說阿賢家境不錯,都會找公寓房子作阿賢住家的場景,我卻覺得好像不該這樣,希望阿賢家是「有味道」的有錢,看了糖果店那房子就知道對了。店主的房子是自己蓋的,可以看出使用的是極好的建材,比方磨石子磨得細緻又漂亮,樓梯扶手也選用很好的木頭。我覺得阿賢家就是這樣,他有舊的好傢俱,在上面加上自己的海報和書等新東西,不應該是充滿IEKA或無印良品商品的樣子。
片中有一場戲,阿賢領他的第一個男友參觀在地建築,場景在一處看似寺廟的天主堂,環境不僅體現台灣的文化交錯,也反映出阿賢的特質:他是個讀了很多外國書,擁有全球文化資本的在地青年。是否也請您談談對那場戲的安排?

傅天余:那座教堂是我為片子勘得最滿意的場景。阿賢遇見日本男孩,他們要去做某些事、要相處,拋引出曖昧的氣氛,我一直思考這段戲該在哪裡發生,想給他們一個有故事的場景。我很喜歡建築,愛看建築物,所以設定日本男孩是建築研究所學生,背著背包到世界各地看他想看的建築物,靈感來自於安藤忠雄的回憶錄。我希望他到台灣來找一個特別的東西,一個特別的建築物。

最早我們在台南,拍攝《無米樂》的那個小鎮上,找到一座教堂,是曾獲普立茲建築獎的德國設計師到台灣蓋的,是一座很舊、很小的天主堂。那座天主堂跟電影裡的教堂同樣走中國風,有燈籠掛在廊下寫著「哈利路亞」,非常奇妙。我本來打算拍攝那座教堂,然後有天在網路搜尋相關資料,因緣湊巧尋得出現在電影中的那幅「最後的晚餐」畫面,我馬上留言問網站主人那地方在哪哩,他回說在台南鹽水,我馬上南下勘景,找到那座教堂。後來我才曉得,五十年前在台灣有蓋中國風教堂的風潮,台灣各地有好幾座這樣風格的教堂,因為當時入台的西方傳教士怕當地人無法理解、接受聖經故事,才融合地方寺廟美學興建教堂。像你說的,阿賢很本土,但是接受了西方觀點和想法之後,融會在身上,所以他應該去那個地方,我非常開心找到那個場景。

我自己另外有個感受,由寺廟教堂的意象連想到電影和觀眾的關係,例如國片,該怎麼讓觀眾進到戲院來看電影?我看那座教堂的時候,覺得影片應該就像那座教堂。西方傳教士為了把理念讓當地人了解,願意放棄自己的美學形式,用在地人熟悉的語彙去說他們自己的故事,讓當地人可以親近、理解,進而信仰。我認為電影人若渴望觀眾,應該找到一個形式,使觀眾理解了,進而感動他們,即便為此必須放棄自己偏好的形式,仍能保有最初的信念。

您怎麼想像這能使觀眾理解、進而感動的形式?

傅天余:我不敢說自己對這件事百分百有把握,但我也是一個閱讀的人、一個電影觀眾,我可以想像合適的東西。比如小說,我喜歡葛拉罕.葛林,同時也知道拍電影若取葛林小說處理的題材,大概很難成功,因為能與之共鳴的觀眾會少一些,所以我不會堅持以葛林那樣的故事來拍電影。我認為電影是文化商品,需要被很多人看見才能呈顯出意義。

我個人的文化喜好也傾向多元。我很喜歡《壹周刊》,喜歡時尚,和許多「入世」的東西,但也喜歡The New Yorker,我覺得兩者都是非常好的雜誌,The New Yorker是非常好的文藝雜誌,《壹周刊》是完美的都會娛樂八卦誌,同時喜歡兩者並不衝突。看電影也是,我很喜歡《紐約浮世繪》(2008,查理.考夫曼),喜歡蔡明亮,也喜歡日本純愛電影,或是超芭樂的喜劇電影。我知道《帶我去遠方》不是《紐約浮世繪》,而是一部企求積極面向市場的電影,所以需要尋得一個我自己喜歡、觀眾也喜歡的方式去做表達。我覺得《淚光閃閃》很好看,它處理的並非至關緊要的問題,卻讓我哭得唏哩嘩啦;《帶我去遠方》也希望觀眾在戲院裡找到類似的感動或療癒。未來若我有足夠多的資源,可以拍自己想拍的東西不必顧慮票房,我可能會拍像《紐約浮世繪》那樣的電影。
影片裡有一場戲,戲中阿賢與阿桂模擬世界各地人互打招呼的方式,非常「驚險」地透過身體碰觸點出兩人之間曖昧的親密關係,您怎麼設想這場戲?

傅天余:阿賢這個角色有許多預先設定的特質:他是個喜歡看書的孩子,知道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聞軼事。這角色部份地反映我自己的成長經歷,我小時候很喜歡一本書,叫《神秘世界》,有些版本譯成《寰宇搜奇》,它介紹世上許多怪人怪事,我發現台灣許多兒童小時候都看過這本書。我強烈懷疑台灣報章雜誌的國際版編輯,小時候大概都很喜歡《神祕世界》,因為在台灣,國際新聞報導都透露類似的「奇觀」傾向,反而不偏好政經情勢報導;我想,若我們多數人對世界的想像都由國際新聞版中介,那麼台灣人腦裡的世界必定充滿很多好玩的東西,處處都是稀奇古怪的人。我認為這樣還不錯,很有趣,也很可愛。

阿賢喜歡看書,對於遠方有很多好奇。打招呼這場戲希望阿賢與阿桂在房間裡做身體碰觸,早期的版本寫阿賢出於好奇找阿桂練習接吻,但我覺得應有更好的設計。有一天,我看見一本書,就是阿賢在電影裡拿給阿桂看的那本書,叫《文化的世界地圖》,書裡的第一個章節就介紹世界各國打招呼的方式,我看了覺得非常合用:兩個人練習打招呼不僅能有身體互動,而且一個較一個親密,比練習接吻更有趣,同時又能反映阿賢的興趣跟嗜好,是非常切合故事的橋段。

討論這場戲的時候,飾演阿賢的林柏宏很疑惑,說他不懂阿賢的動機,還問阿賢當時是否有興奮的反應。做為演員,柏宏想了解他扮演的角色,但我沒有給他清楚的答案,只請他自己想像。作為導演我有自己的詮釋,我想阿賢是個青春期男孩,對很多事都不確定,但我不想給他明確的指示,我想這場戲最好的表演,就是讓觀眾也陷入同樣的疑惑︰阿賢究竟想什麼呢?

僅看故事線,不能說這部電影沒有「戲劇化」的元素,但衝突較強烈的情節,比方阿賢的同志身分、阿賢與男友分手及阿桂的偷竊,都以阿桂的角度,用較趨冷靜的旁觀鏡頭來交代;您是否有意避免強調戲劇衝突的敘事語法?

傅天余:電影的基礎結構由阿桂眼中的世界組成,她看見的,觀眾跟著看見,然後接著看阿桂做的反應;阿賢才是多數事件的參與者、當事人。因為故事都是由我發展出來的,代表我的觀看角度,所以也可以說,我透過阿桂的角度觀看、呈現這部電影。影片整體氣氛傾向冷靜旁觀,可能源於我自己的個性,對於發生在我身邊的很多事情,我總是儘量觀察、感受,但不知道怎麼參與到事件裡頭,也不知道怎麼在事件裡作反應。阿桂在電影裡的感受模式反應我作為創作者的性格,我看所有事情,大概都是這樣的角度。
雖然敘事趨向清淡、冷靜,視覺上對色彩的運用卻很鮮明、強烈,除卻回應情節上阿桂是色盲的主題,這設計是否還含括其他考量?

傅天余:這是一開始就設定好的。我是來自中南部的小孩,喜歡明亮的顏色、喜歡陽光、喜歡繽紛的色彩。這是一部關於色盲、關於顏色的電影;大家常誤會色盲看不見顏色,所以我更確定阿桂必須活在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。她的生活環境色彩繽紛,氛圍接近西班牙,有大片蔚藍天空做背景,前景有人,人身上佈滿鮮明的色塊,又像略被金黃陽光烤焦,這也是我對台灣的想像。

初跟攝影師溝通的時候,我們一起看了一些台灣老畫家的作品,以尋得影像色調的共識,最後決定整體色調略略偏黃,而且繽紛明亮。美術與造型也強調色彩效果,特別是阿桂,因為是色盲,身上的衣服定要使用大量的衝突色彩;造型師起初很保守,仍想守住規範,後來玩開了,怎麼奇怪的色彩組合都願意試試看,調配出很特別的色調。

您曾在幾個不同的場合簡單談到選角的過程,是否請您再為週報讀者詳細說明您選定三位主要演員的歷程?

傅天余:這個劇本與《海角七號》、《囧男孩》同一年拿輔導金,應該在去年上映,可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演員,所以延後了拍攝期。最初考慮過找明星藝人演出,阿桂這個角色甚至考慮過楊丞琳,雖然楊丞琳的形象很台北也很偶像,但她的模樣給我充滿想像的可能性,然後來覺得不對,因為這電影有了楊丞琳,可能變得全然不同,成為非常商業的作品,這倒沒有什麼不對,也沒有不好,只是不符合我和吳導最初對這部電影的想像。最後還是決定選角須以符合戲中角色為首要條件。

阿桂才十五、六歲,為了找到合適演出的演員,我幾乎看遍了台灣未來五年會出道的所有新人。我希望這演員眼中有種介於孩童與成人的微妙特質,感覺她正脫離童年,但還來不及成為一個大女生,表情仍帶有疑惑、生澀或不解。為了這樣的特質我找尋很久,而且試過各種方法:到高中試鏡、藉網路釋放徵人訊息,也曾到西門站六號出口碰運氣,在那裡守株待兔一個月,還是找不到,覺得很失落。 最後吳導建議還是尋求專業casting的協助,他們給我一袋資料,其中有飾演大阿桂的游昕的同學留給經紀公司的資料,我看與她合照的女生很可愛,就請經紀公司找她來。游昕來了嚇我一跳,她才十四歲,唸國中二年級,但我一見她就覺得應該是她了。

小阿桂的情況也差不多。因為拍攝安親班廣告,經紀公司有一張很模糊的照片,裡頭一個小女生皮膚黑黑的、穿著制服,我覺得這女生很像阿桂,就請她過來見見面,後來發現這小孩是高雄人,雖然搬到台北,還是跟台北小孩不太一樣;她不是皮膚白皙的小公主,個性跟阿桂小時候一模一樣,有一點過動,非常活潑,也是獨生女。

三個主要演員中,僅有飾演阿賢的林柏宏有一點演出經驗,他拍過一支廣告、參加過《超級星光大道》的歌唱比賽,另外兩個年輕女演員幾乎對電影這行業一無所知,也沒有看過攝影機。卡司選定後我很緊張,覺得三個年輕人沒有知名度保障,也沒有演技保障,該不該把一、兩千萬台幣的預算投資在三個小朋友身上?我於是詢問吳導的意見。吳導拍廣告,長期與素人合作的結果,使他對演員有相當獨特的看法,他跟我說,一個好的素人可能成功塑造一個角色,只要他的特質與角色相符合,而一個不適合角色的大牌演員可能反而毀了一個角色。

後來我想,這部電影不要求非常繁複的表演,只要演員不怕攝影機,而且能自然互動,應該就沒有問題,所以我決定用時間換取演員間的互信,送三個人到綠光劇團上了三個月基礎表演課,讓他們彼此熟悉之後,就湊在一起排戲,排了一年才終於開拍。一年之中他們每週到我家,我們從聊劇本開始,一起慢慢了解這個故事,然後一場接一場地排練。
最後,您覺得這部影片適合什麼樣的觀眾觀賞呢?

傅天余:我自己的設想是學生,從高中到大學,恰好會對性向或身分感覺困擾或疑惑的年紀,但又感覺這部影片的主題非常「大人」,同樣的困擾對三、四十歲的觀眾可能也能引發共鳴,我甚至懷疑多數人一輩子都在疑惑這些事情,至少我自己是這樣。這部電影處理人的困惑,關於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不同,以及如何帶著這差異長大、找到方式面對它;它關於獨特性,這獨特不純屬色盲或同志,就是一切小小的差異,這差異使人感到小小的快樂,也帶來小小的寂寞,所以人們希望找到相互了解的伴侶,我覺得這樣的渴望,並不只存在年輕學生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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